王受之 來源:中國美術報網 發(fā)表時間:2018-08-13
我曾在演講中提到：“我們的設計批評基本不存在”。很多人問我為什么這樣講，其實就是實事求是談了自己的看法，沒有要指責誰的意思。
我最早關注“批評”這個工作是在美國洛杉磯。1990年代，我除了在洛杉磯帕薩迪納的藝術中心設計學院（Art Center College of Design，Pasadena）做教授之外，也在加州藝術學院（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he Arts, Valencia）兼課，我工作的地方被稱為“批評系”（Department of Critics），我在那里的任教時間大概有兩年左右，對它的名字非常注意，當我們后來和很多批評系的教授熟識，聽他們談當代藝術，才知道為什么這個學院的純藝術專業(yè)那么強。加州藝術學院是前衛(wèi)藝術的重鎮(zhèn)，旗幟鮮明地創(chuàng)辦“批評系”，正是它能夠成為重鎮(zhèn)的原因，沒有藝術批評的理論，哪里來現代藝術？
現代藝術、當代藝術之所以在歐美很多國家得到大的發(fā)展，就是因為有了對稱的批評力量，這一點也是我為什么經常說自己的當代藝術是半條腿走路的原因。我們沒有批評的抗衡，很多時候所謂當下的藝術批評，僅僅是提供溢美之詞的寫手而已，空洞贊美、言之無物、規(guī)避問題，或者就幫著宣傳罵人，沒有理論根基，大部分沒有接受過藝術批評的訓練，幾乎不懂得批評為何物。這個風氣幾十年來已經蔓延到設計上面，居然在應該對設計提出尖銳、準確的意見的設計理論界中變成了顯學，吹牛拍馬成風。我們現代設計之所以難以達到國際水平，就是從來沒有人說“不”，也沒有人說為什么“不”。我參加過很多國內的設計研討會，讓人感到悲哀的是，自己有時候從頭到尾都不知道演講的人在講些么，沒有旁征博引，只有東扯西拉，對設計沒有觀點。這股風氣的形成，自然是受外部原因影響，但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設計理論界缺乏余英時先生說的“士”的存在。
余先生的“士”，是指有擔當精神的知識分子，但是這類知識分子已經漸漸消失了，我看余先生在《士與中國文化》一書的序言中說到，大概早在1930、40年代左右，中國知識界已逐漸取得一個共識：“士”（或“士大夫”）已一去不復返，他提出：孔子最早為“士”所立下的規(guī)定是“士志于道”，用現代的話說，“道”相當于一套價值系統。但這套價值系統是必須通過社會實踐以求其實現的；唯有如此，“天下無道”才有可能變?yōu)椤疤煜掠械馈薄ｋm然“士”的傳統在現代結構中消失了，“士”的幽靈卻仍然以種種方式，或深或淺地纏繞在現代中國知識人的身上。應該不脫“士以天下為己任”的流風余韻。美國思想家瓦茲（Michael Walzer，1935-）曾對中國知識人的這種精神感到驚異。他指出中國知識人把許多現代價值的實現，包括公平、民主、法治等，看成他們的獨有的責任，這是和美國大相徑庭的。在美國，甚至整個西方，這些價值的追求是大家的事，知識人并不比別人應該承擔更大的責任。他因此推斷，這一定和中國儒家士大夫的傳統有關（見Michael Walzer：Thick and Thin: Moral Argument at Home and Abroad，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，1994，59—61頁）。
藝術批評本來是一種對創(chuàng)造性文化提出意見的工作，比如針對繪畫、文學、音樂、電影、戲劇、建筑、設計、時尚、娛樂、美食的批評，批評往往集中在把作品的目標放在歷史文脈中進行審議，對創(chuàng)作者的動機、作品的審美定位給予鑒定，形成一種專業(yè)工作。批評家需要強有力的、精準的語言駕馭能力，有非常明確的“士志于道”的擔當理想。他們要比一般人要更加敏銳，能夠對文化創(chuàng)作的作品提出尖銳的意見，而不是只會歌功頌德。
大多數時候，我們的批評是無力的，在這么多不同的創(chuàng)造性文化中，我們只有美食批評做得比較好，其他的都沒有真正形成自己的話語能力。我之所以說我們現在沒有設計批評人，是因為我們的設計界缺乏“道”，也就是功能形式都達到高水平的標準，就是因為設計理論界大部分的人既無堅持好設計的“道”的勇氣和理想，又無精彩的語言表達能力，既無心、也無手，缺乏負責任的擔當態(tài)度，沒有足夠的語言表達技能，留下的就是溢美之詞的濫觴了。
寫出好的設計批評其實沒有那么難，什么是設計的“道”，記得德國設計家迪特·蘭姆斯（Dieter Rams）的“好的設計”的十條標準嗎？針對性的根據具體的設計背景、設計師的意圖、市場評價和審美意見提出來，就是好的設計評論。不要看人眼色寫文章，直截了當的說出自己的看法，如果有好多人做這樣的工作，好的設計評論就應該可以樹立的。
本文轉載自2018年8月9日中國美術報，題為《王受之：設計批評的消沉》。